前言：在当前建筑业大环境里，一个年轻并小有成就的建筑师，离开"大院"，最大的诱惑之一，很有可能是从相对庞大的体制里，从一个相对固定的生产环节上脱身，转变为更有活力更为丰满的"立体"人物。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大院经历本身，也一度是滋养这些建筑师的土壤。诚如英国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所言，"建筑是最有社会性的艺术"。在自己创立的米丈建筑事务所里，年轻的卢志刚在建筑设计、文化出版乃至创立家具品牌等多个领域全面耕作。他所有的努力，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支点，那就是做有品性的建筑、积极追问城市建筑文化的生成与流变。无论是"走个性化定制路线"的经营理念，还是"搭建大众与建筑专业阶层"沟通平台的文化活动，都紧扣这一点。
模式转换：从"分段作业"到"建筑师负责制"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学建筑？
卢志刚：我小时候学过美术，考大学的时候因为建筑专业要加试美术，我觉得这个专业和自己的特长还比较接近。而且我父母本身也是搞建筑工作的，所以我对建筑也算稍微有点了解，最后就选择学建筑了。
记者：您自己创立事务所之前的经历是什么样的？那些年有怎样的收获？
卢志刚：我们现在的事务所成立才三年半左右。以前我在华东院大概呆了8年，其间到法国去了一年半。我觉得大家想做的目标不太一样--国内大型的设计院或是商业的设计院对建筑的空间、设计品质这些问题，并不是那么看重。在华东院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工程机会，因为你可以做大项目。大项目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你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就是你能够和很多优秀的工程师接触。做大项目你接触到的层面和小项目还是不一样。大项目中一般甲方实力比较强，他的决断力或者处事方式可能对你会有些影响。我觉得不管做哪个行业，建筑、艺术或者其他管理工作，实际上都是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你能够掌握解决这种方法，你就是一个能力特别强的人。
记者：在华东院时所做的作品里，您觉得现在还可以拿出来说一说的项目是什么？
卢志刚：因为华东院较大，影响也比较大，它的项目基本上都可以得到国家级的设计奖。
像得了国家设计一等奖的有上海高级人民法院，还有上海大学的美术学院、体育中心也值得一提。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它的完成度并不是特别好，原来的一些想法并没有完全实现。症结在什么地方？因为施工图是另外一些人在做，当然我也很能理解那些做施工图的建筑师们的想法--你既然把这个拿给我，我肯定要负责按照我的想法把它做好。这样两个想法就会产生一些差异，但他觉得这就做得很好的了。
记者：独立开业，跟在大设计院时的工作模式有什么不同？
卢志刚：大的设计院会把工作阶段都切分成不同的段，然后每个人负责一个层次的工作，
比如说做经营会洽谈项目，做方案的可能有个方案组，施工图会是施工图的一组人去做。这样就把一个项目切分成不同阶段。实际上建筑师不是把方案做好了就成型了、完成了，你会发现在做的过程中，哪怕是在最后装修或是收尾工作中，也存在比设计--施工图期间更大的设计量。就像你收设计费一样，建筑方案设计只占到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份额。国外实施建筑师负责制，比如说巴黎的戴高乐机场垮了，追究责任首先都去找安德鲁，因为是安德鲁建筑师负责的，最后才追究到施工和建材上。这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如果是一个建筑师全程控制的话，它对建筑最终的实施效果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有个前提，它对建筑师的要求很高。其实做建筑是一个协调的过程，都说建筑师是用别人的钱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现在有个提法，叫设计的专业化，专业化就是我们把每种类型的建筑或者每个阶段都交给非常专业的人去做。比如说医院建筑，我们培养出医院建筑设计专家；学校建筑，我们培养出学校设计专家……但这样是不对的。实际上你要把一个学校做好，不是说你对规范研究的要多透，而是你要对学校的教育模式、整个文化教育的体系有研究才能做好。要从文化层面或是更高层面去控制这个房子。像有些房子的功能很普通，但是，空间很有趣。比如说萨伏伊别墅，你看柯布西耶也不是只做别墅，他什么类型的房子都做。
我觉得专业化是一个非常功利化的模式，它把建筑设计降格为一个类似于产品生产的过程。这是目前中国建筑业的一个误区--可能也不能说是一个误区，因为发展到这一阶段也有它的合理性。因为量太大，你只有用这种方式（大设计院）才能把它做完。但是对我们来说，想要做一些稍微有趣和个性化的东西，必须与这种模式脱开。我觉得在中国很少有合格的建筑师能够全程控制整个项目。比如说有可能在谈合同的阶段，你就在争取用哪种方式来做、你对这东西的控制力有多大。
我以前在华东院的创作所工作，创作所的年青建筑师实际上与甲方接触非常少，大部分是在做投标的工作，投完就完了。只是因为我还做过几个施工图，所以跟甲方还是有些接触。从学院出来以后，以前认识一些朋友给我推荐了几个项目，然后我就慢慢做起来了。可能到第二、第三年，我们的项目从量上来看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可能选择性却更强一点。现在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委托项目，投标一般都不去参加了。做委托项目，我不会一开始就做一个非常详细非常到位的方案给你，我只是跟你谈一些想法。你觉得我提的这个概念和你的要求比较切合就继续，这样就能够节约时间，另外也我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住使用者的需求，把我们的思考慢慢地带给他们。一般我们做房子，开头甲方都是有点怀疑的--你收费那么贵，做出来的房子我没看出有什么特别，但是在过程中甲方的配合度会越来越强。到最后，像我们造的一些办公楼里的所有材质，哪怕家具的颜色、窗帘都要我们帮他订，这样甲方才觉得达得到一个整体的效果。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比较强的控制力。当你的房子造出来，至少能摆脱掉一些很负面的因素的影响。施工水平高低是难以完全把握的，但是除此之外的一些东西你可以控制。
做有品性的中国建筑
记者：为什么你把你公司的名字叫"米丈"呢？这样给人的感觉是好像您特别注意微观，但是从您以前做过的"城市取样1×1"展览，还有出版的《米丈建筑地图》来看，其实您很注重建筑的大背景。
卢志刚：当时是想用最简单的字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其实中国文字表现力非常强，和建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文字和建筑都是一种"缺席的交流"，建立在感情互通的层面上。现在我们的教育对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非常忽视，实际上我很反对这是一种思想。我们取名叫"米丈建筑"，从简单的字面上来说，"米"和"丈"都是长度单位。"米"是西方的，"丈"是中国的。现在在中国做建筑，你根本无法回避用西方的一套方法来做，但是必须是要加上中国的一些精神在里面，这样才能做出有地域文化的房子。所以说"米丈建筑"的意思就是："米"和"丈"必须是结合的，但是"丈"肯定是比"米"长的，我们最后一定会至少把属于我们文化的这一块做得更好。
记者：我们一进来就看到你看的这些专业书也好，文化书也好，都跟中国古典文化有关。
卢志刚：现在其实我们非常关注一些宏观的东西，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和我们做的事情有关系，因为你必须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做东西。民国时期就有人提到中国的文艺复兴或是文化复兴，现在提得也更多。实际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复兴的问题，是找回自己的文化背景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强国或者是大国，它经济达到一个水平以后，都会去找文化上的一些特征。我觉得是一种回归。复兴也需要这个审视的过程，我们首先要去了解我们文化背景的那些东西，其后才谈得上发展。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做房子，首先要了解我们用一种什么方式来建造，这个方式是根植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还有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之下。
记者：在你出来成立自己的公司时，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卢志刚：这个要从作品和公司两方面来谈。作品方面呢，我觉得要做有品性的中国建筑。品性，就是品质和性格。这是两个层面--品质就是说，你必须达到优秀建筑所具备的最基本的东西，首先你要成为一个有品质的建筑，你才能去谈性格。否则你就只是耍性格，没有品质不能说是一个好的建筑。我们要做中国有品性的建筑，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的事务所，目标肯定是要做成可能是上海最好的、或者是最有想法的事务所。
记者：那你称之为"好"的标准是什么？
卢志刚：我们做出来的房子应该是非常有趣味性、能够感动人的房子，使用者住在里面会觉得非常舒适，对人的影响应该是很积极的。因为建筑是可以改变人的--如果我能够把一个空间的品质或者是建筑品质提高，使用者的整个素养实际上会慢慢受到影响。但这只是一个最低层面的要求；最高层面是空间会非常有灵性，比如说某道光的设计让你觉得非常神圣。这样能够激发一个人情感的丰富性。
现在中国做房子的人很少注重建筑空间，有时候进去一个建筑之后就觉得很乏味。这一点和设计师关系很大。之前我们都说要流线清晰、明确、经济，空间一定要很经济很节约。但如果内部空间要有些创造性，必须花费一些心思来推敲。你看有些国外的房子，外面看起来看不出什么，进去以后，你会发现整个流线的组织、空间穿插安排都是非常有经纬，而且出人意料，有戏剧化的元素。现在我们看到每个房子，都会希望有一种空间上的超越。
当国人慢慢经济富足以后，对个体的需求就尊重了，这种要求会更多地反映出来。比如说我做一个商业空间，每一个人走在里面都会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得到很新鲜的、与众不同的空间感受。这样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出我们对他们的关怀、或是尊重。现在我们在无锡做了一个很小的房子，二千平方米。它的业主是一个工厂的老板--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家或者是乡镇企业家是很多的，他们对于建筑的了解可能比较少，但是通过做这个房子能够让他觉得建筑原来是可以这样做的，行进的方式原来不一定是需要用楼梯折返跑上去的，还可以有其他方式。这样不只是对他这个企业有提升，对这个区域也有一点影响作用。后来别的企业看到他的房子还不错，也来联系我。我觉得这就达到我们的目的，慢慢地扩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