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清华园(4)

他还将元稹与白居易的作品加以比较，元白二人有许多题目相同或者相似的诗作。如元稹有《琵琶歌》，白居易有《琵琶行》，两诗中的描写有类似之处。陈寅恪经过认真的对比做出结论：“今取两诗比较分析，其因袭、变革之词句意旨，固历历可睹也。后来作者能否超越，所不敢知，而乐天当日实已超越微之所作，更为无可疑者。至乐天诗中凝滞之字句，不易解释，或莫知适从者，亦可因比较研究，而取决一是。斯又此种研究方法之副收获品矣。”通过二人作品的比较，不仅能发现二人有因袭和变革之处，更在此基础上证明白诗是见到元诗之后有感而发而作，虽是有感而作，但白诗的水平却远在元诗之上，原因在于白诗表达的主旨远远超过元诗。他在《元白诗笺注稿》第二章中曾专就白居易《琵琶行》一诗加以评论：“而诗云：‘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则既专为此长安故倡女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所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岂微之泛泛之作，所能企及者乎？”元白二人不同的感情投入导致二人诗的旨趣的显著差异。通过二人诗歌的比较，陈寅恪不仅能看出白诗水平高于元诗，是“唐代诗中之巨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还能看出二人人品的差异，白居易敏于时势忧国忧民显然要强过元稹的安于享乐。诗文成为陈寅恪研究唐朝社会的一个门径。此外，他还将元稹在其《莺莺传》中对自己始乱终弃而并不愧疚之事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轻视地位低下的女人的风气加以印证。

　　《元白诗笺注稿》出版后，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重大的反响。大致说来，持不同态度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唐史学家，他们评价甚高，着眼于新材料中发现的新史识。一类是文史学者，他们一方面批评陈寅恪有“过求甚解之处”，另一方面也有较高评价，但更多着眼于文史沟通的新研究方法。再一类则是文学研究专家，他们则有些怀疑这种研究，担心“史实”对于“诗意”的伤害。但是他们一般都很少说破这一层，那就是这部书标志着以诗证史的诗学研究新范式的成熟。

　　1946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国家和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生活质量急剧下降。随着内战的加剧，生活的艰辛程度也日益严重。寒冷和陈氏夫妇的心脏病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略》中曾记：

　　（1947年）是岁寒甚。清华各院本装有水汀，经费绌，无力供暖气，需住户自理。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用以购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

　　关于陈寅恪卖书买煤度严寒一事，季羡林先生以亲历者的身份曾经专门做过详细的介绍，《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忆道：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经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圆券，又从银圆券改为金圆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食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 讲的就是这一件事。现在却轮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有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