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清华园(3)

教学之外，陈寅恪也开始享受一位师者应有的快乐。装点着陈寅恪快乐心情的紫藤花这一时期便曾在其心灵的深处留下无比美好的回忆。据当时已在北大任教的季羡林回忆：“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蜜蜂。我们一群弟子们，记得有周一良、王永兴、汪篯等，知道先生爱花。现在虽患目疾，迹近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大片藤萝花的紫光，先生或还能看到。而且在那种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微浅、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我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然应允。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来今雨轩藤萝深处，找到一个茶桌，侍先生观赏紫藤。先生显然兴致极高。我们谈笑风生，尽欢而散。我想，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头里最愉快的时刻。”

　　《元白诗笺证稿》是陈寅恪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他笺诗的最佳之作。它和陈寅恪晚年的巨著《柳如是别传》同是陈寅恪“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重要代表作品。虽然“以诗证史”“文史互证”这种范例并不是陈寅恪的首创，但他却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使得“以诗证史”“文史互证”成为他治学最精华之所在，也是他对传统学术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文史互证”将中国传统的训诂学、考据学方法和西方近代的史学、语言学、诠释学等方法融会贯通，它一方面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即用史家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对古诗文中不易理解或易被浅解、误解的字、词、出典等，从历史的角度予以透辟的考订、辨误、解说，尤其要找出或注意诗中所含与当时历史事实有关的“今典”成分；其二即是以诗文为史料，用所谓的“历史的眼光”，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分，分析诗中之古典与今典，并与史籍所载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对古人之思想、情感及其所处之时代社会达到真正同情之了解。①在学术这一严格的领域里，要将文与史相互印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需要有传统的考据学和史学根基，又要有近代西方史学方法，还要有传统诗学的修养。即使具备了这些条件，真正能够在这一领域做出成绩的就更有限了。就陈寅恪而言，他有很深的家学渊源，文史修养自不待言；又有多年的留学经历，对西方史学、西方汉学、佛学乃至梵学都有相当的研究。因此，陈寅恪敢于并做到了在史学领域里面运用其文学素养，以诗解史，诗史互证。

　　陈寅恪研究唐诗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他早就注意到唐诗中大量的运用“比兴” 手法，而中唐时元稹、白居易二人的运用尤其明显，创作出了一些现实性较强的作品。他认为唐代诗人通过诗歌所反映出的生活层面及思想十分丰富，因此，唐诗可以和唐史互相佐证。从30年代开始，陈寅恪就已开始其唐诗研究。1935年，他作《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一文，以李商隐的诗句“万里风波一叶舟”一句考证出李德裕的归葬日期为唐宣宗大中六年夏季。之后的《韦庄秦妇吟校笺》中，通过对韦庄《秦妇吟》的诠释，证明唐朝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中记载的可靠性，并进而说明唐末黄巢起义时东南地区的战乱给人民生活带来苦难。①

　　《元白诗笺证稿》初稿在陈寅恪还在成都时就已经完成，但直到 1950年才由当时的岭南大学刊行。在《元白诗笺注稿》中，陈寅恪将他一直倡导的把诗歌和历史融于一体的研究方法始终贯穿于他的文史互证研究之中。陈寅恪曾经说过：“今之读（白）居易诗，而不读唐诗者，其了解之程度，殊不能无疑。”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已经洞察到白居易诗中的写实特点。他以白居易《新乐府》中的《卖炭翁》为例来解释他的以诗证史。白居易曾在《卖炭翁》序文中指出其主旨是“苦营市也”，陈寅恪引用韩愈《顺宗实录》记载的“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为主。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他首先考证世传的《顺宗实录》是韩愈的原本，因此韩愈对当时的记录是准确的，是能够与白居易诗相印证的。因此，他做出结论：“退之（即韩愈）之史即乐天（即白居易）诗之注脚也。”之后，他又将《旧唐书》等史书的记载和白居易的诗歌相对照，考证出唐代中期关于营市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