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清华园(1)

1945年8月10日，日本递交投降书。陈寅恪闻讯，庆幸之情自不待言，这一时期他作了好几首诗来表达他的兴奋之情。在《连日庆贺胜利以病目不能出女婴美延亦病相对成一绝》中，他以“大酺三日乐无穷”形容他的喜悦之情。但是，与傅斯年持酒上街，痛饮欢呼“国家出头了！”的欣喜若狂不同，陈寅恪的心情要复杂得多。在《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一诗中，他表露了他的喜忧参半的心情：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哀。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陈寅恪的这种感慨在当时举国欢庆的形势下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是联想当时中国的时局，特别是其自身的经历，又会发现他诗中的百般滋味实在是事出有因。人们不应忘记，抗战开始的那一年，作为近代同光体重要代表人物的陈三立（陈散原）老人，目击时艰，忧心如焚，不堪屈辱绝食而死的壮烈举止，诗中“家祭难忘北定诗”的话显然说明在听闻日本乞降的那一刻陈寅恪又想起了含辛茹苦抚养自己成人的老父，陈寅恪在诗文中自注“丁丑八月，先君卧病北平，弥留时犹问外传马厂之捷确否”云，是为显证。

　　回首过去的百年中国历史，是百年的屈辱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伴随着国外列强的日渐侵入，中国一步步陷入深渊。单就中日两国而言，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李鸿章被迫于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后日本势力开始大肆渗入；而今日本引火自焚，屈膝投降，自然是大快人心。陈寅恪有诗《乙酉九月三日日本签订降约于江陵感赋》曰：“梦里匆匆两乙年，竟看东海变桑田。燃萁煮豆萁先烬，纵火焚林火自延。来日更忧新世局，众生谁忏旧因缘。石头城上降幡出，回首春帆一慨然。”又有《春帆楼》曰：“取快恩仇诚太浅，指言果报亦茫然。当年仪叟伤心处，依旧风光海接天。”前一首诗的两乙年，一者指马关条约签订的乙未年，一者指而今日本投降的乙酉年；后一首诗中的仪叟是李鸿章。当年李鸿章无奈的签订马关条约，返国后一病不起，呕血数升，伤心且死，而今旧地依然，伤心不再，海天相接的无限风光里镶嵌着的是中华民族百年抗争扬眉吐气的豪情和快意。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抗日战争的胜利，只是宣告着日本势力退出中国，并不表示中国已经摆脱了屈辱。1945年初，美英两国为诱使苏联在亚洲协助美英打击日本，在没有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达签订了秘密协议，即《雅尔达密约》，允许苏联恢复沙皇俄国时期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并默许外蒙古独立。而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也于1945年8月 14日同意战后外蒙古是否独立由其选民自决，这就意味着国民政府默认了外蒙古的独立。日本势力退出了中国，而苏联乘机又将其势力渗入中国，中国此时的形势与抗战时期又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此外，不仅外患没有得到事实上的改变，国家内部也开始酝酿着分裂的迹象。战时，国共两党基于全面抗战的需要，实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寇。战争结束之后，内战的乌云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内忧外患，依然压抑着始终忧国忧民的陈寅恪。再者，1945年春，陈寅恪双目失明，虽然经多方诊治，仍不能恢复，这使他伤心不已。抗战结束，他欣喜之余，已经不能亲眼看到庆祝胜利的盛况，对时局和自己的治学前景甚为感慨①。这期间，他赋诗数首，表达他的忧虑和感慨，其中《乙酉八月听读张恨水著水浒新传感赋》写道：“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妖乱豫么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又有《玄菟》：“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秦月至今长夜照，汉兴从此又秋阴。当年覆辙当年恨，一寸残山一寸金。留得宣和头白老，锦江衰病独哀吟。”这两首伤时的作品，道不尽他对国家民族深深的忧虑之情。这显示出他对胜利之后的中国局势仍不明朗的预感，这种预感源于他的理性。他虽然“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但这并不表示他对国家政局前途不关注。他做学问坚持的“独立之思想，自有之精神”同样可以应用到他的处事原则上，不为他人的言语所动，不为时局的得失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