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穷人的收入增长快过富人

如何让穷人的收入增长快过富人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来到深圳出席北大深圳论坛，就收入不均与中国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演讲时说，只要美国不出现深度经济萧条，次贷危机对中国影响就很有限；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均，最好的办法是让穷人的收入增长快过富人。“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中国的优势，应当多发展。”。
到底应该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均问题，一直在困扰着决策层以及社会各界。而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无论哪个国家都不能漠视。它不但影响到低收入者生活生平的提高和改善甚至生存生活问题，而且，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加剧，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导致政局动荡。收入分配严重不公，从古到今，从国外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伟人邓小平同志对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曾经多次警告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86 年《小平文选》P161~162）。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1990 年P364）。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 年P229）。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 年P373~374）。
如何解决呢？社会上有两种认识：一是劫富济贫，二是使穷人收入增长超过富人，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林毅夫先生认为，“劫富济贫”不是好办法。“劫富济贫”，即：把富人的钱收到政府，然后分配给收入低的人，这样收入分配就平均了。林毅夫先生担心，如果直接从富人那边通过增加税收等方式，把钱变为政府财政收入，富人的钱政府是否真的能够收到，即便真能收到，富人还会有积极性赚钱吗？这样人们就不会创业，不会努力经营，经济发展速度就会放缓，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会越来越少。而穷人增加收入主要是靠就业，如果没有就业机会的话，这些低收入的人本身还是一个最大受害者。综观世界各国解决这一问题，大多都是通过税收这个再分配工具，小平同志也曾讲过，就是要采取经济的、间接的税收手段，向富裕地区、富人多征收一些税收，支持贫困地区和穷人发展生产、提高生活。关键在于掌控好税收轻重这个“度”。使对富人征收的税负既遏止住收入过快增长引起贫富悬殊扩大，又不至于打击富人发展经济的经济性。
林毅夫先生还提出要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大量劳动力，使劳动力从供给和需求上发生变化，利用市场机制提高劳动力待遇，使穷人收入增长超过富人。但是，过分发展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定程度上将不利于产业升级，不利于新技术的推广运用，不利于自主创新。况且，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是企业经营的需要，是企业降低成本的要求，也是与世界企业竞争、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需要。
笔者认为，利用市场化手段，改变劳动力供求状况特别是改变目前劳动力相对过剩，导致穷人收入提高缓慢的状况，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有效途径。这需要拓展两个劳动力市场，巩固现有沿海劳动力市场。一个是劳务输出国外的市场，再一个是农村劳动力的广阔市场。农村生产方式落后，经济发展缓慢，农村劳动力务农与进城务工比价悬殊过大，导致农村留不住和不能消化大量劳动力，又使得城市劳动力富裕，导致供过于求使劳动力价格下降。如果农村土地集约经营发展起来，农场规模式的经营方式本身就可能消化一定劳动力，农村工业特别是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发展后也可以消化一定劳动力，农村的各种养殖企业发展起来后也可以吸收大量劳动力。纯种粮集约农业、深加工的农村企业、规模养殖的养殖企业发展、繁荣后，带动农村商品流通必然活跃，农村运输、修路、灌溉、农田水利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消化一部分劳动力。农村本身消化大量劳动力后，农业也发展起来了，涌向城市、沿海的农村劳动力也减少了，城市、沿海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必须改变，劳动力价格必然提高，穷人收入增长必然快于富人，收入分配不均将会逐渐改变。